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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密歇根大学新落成的计算机中心正式开放，那是一座坐落在安娜堡比利大道的低矮建筑，浅褐色的砖墙，前部镶嵌着颜色暗淡的玻璃。学校巨大的主机存放在一间刷成白色的房子中间，乍看起来，像是学校教师的陈列馆，“就像最近一部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场景”。主机一旁是几打键盘穿孔机——那时候需要通过它向计算机终端输送指令。这便是1971年的美妙场景。当时的密歇根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科学研究项目，在计算机中心的历程中，它所在的白色房间接待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一位略显笨拙的青年，他的名字叫比尔·乔伊。
乔伊进入密歇根大学的时候，恰逢这座计算机中心正式开放。他当时16岁，瘦长身材，头发拖把似的凌乱。在底特律城外的北弗莱明哈姆中学，他的同班同学公认他是“最用功的学生”，说他是一个“没日没夜玩命的人”。乔伊原来的理想是做一名工程师或者数学家，但正式开放的这座计算机中心让这位新生变得犹豫起来——他被计算机中心迷住了。
从那时起，计算机中心变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一有机会，他就编写计算机程序。他得到一份能够和研究计算机科学的教授一起工作的机会，整个夏天，他都埋头在计算机编程中。1975年，乔伊进入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从这时起，他更是深深沉迷在计算机软件开发的世界。在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他开发出一项运算特别复杂的飞行程序——当时正如他的一位崇拜者所写的那样：“他的主考官们都为他的发明感到震惊，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即便是上帝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
乔伊和一些软件设计师合作，重新编写Unix系统，Unix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开发出来的，在主机上运用的程序系统。乔伊编译的系统非常好用。它之所以用起来方便，实际上是因为世界上数百万计算机的操作系统都变得能够兼容——现在依旧这样。“你只要在你的Mac地址表上输入相关命令，在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它的编码”，乔伊说，“我还记得25年前在键盘输入命令的情形。”当你上网的时候，你是否知道是谁编译了这种程序，使得你能够浏览互联网？是乔伊。
走出伯克利的乔伊参与了硅谷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创办，在计算机技术革命中，太阳微系统公司扮演了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这里，乔伊又重新编写了另一种程序语言——Java，他继续着他的神话故事。作为硅谷资深人士，乔伊受到了包括微软的比尔·盖茨等知名人物的敬重。他被人们称为互联网领域的爱迪生，正如耶鲁大学的计算机专家戴维·格兰特所说：“比尔·乔伊是现代计算机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天才比尔·乔伊的故事被人们翻来覆去说过多次，人们得到的启发也大同小异。这个世界纯粹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展现自我的世界。计算机世界和以往的人际关系网络不同，在人际关系网络中，你想获得发展必须依靠金钱和人脉，而计算机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大世界，所有参与者仅仅依靠他们的才干和造诣就能得到肯定。最卓越的人在这个世界就能够取得胜利，乔伊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如果我们不看曲棍球和足球运动员的情况时，我们会认为这种观点理所当然是准确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展现自我的世界。但如果我们把才干看成是一个人能力、机遇和他在某方面具备的绝对优势的结合体时，我们的观点就不一定和前面的相同。
在现实世界中，特别的机遇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不是遵循同样的模式？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比尔·乔伊的故事。
2
几乎每个时代的心理学家都在不断探索你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便是：是不是真有先天的才能？答案很显然：有。不是所有出生在1月的人，最终都在职业联赛打球。只有一些人能走到这一步——他们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成就是天赋与后天储备结合后的产物。然而，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心理学家越是深入考察天才们的人生经历，越是发现天赋的作用越来越小，而后天储备的作用却越来越明显。
首先对天才展开争论的案例，是在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和他的两个同事在柏林的顶级音乐学院做的一个试验。在学院一些教授的帮助下，他们把学院学习小提琴演奏的学生分成三个组。第一组是学生中的明星人物，具有成为世界级小提琴演奏家的潜力；第二组的学生只被大家认为“比较优秀”；第三组学生的小提琴演奏水平被认为永远不可能达到专业水准，他们将来的目标只是成为一名公立学校的音乐教师。然后，所有学习小提琴的学生都被问及一个问题：在你的一生中，从拿起小提琴开始，你练习过多少个小时？
所有的人，三个组所有的学生，都开始回放已经过往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从5岁的时候开始。在开始学习小提琴的几年里，每个人练习的时间几乎都是一样——每周大约2～3个小时。但是到8岁左右，差别开始显现出来。一个班级最为出色的学生练习的时间开始多于其他学生：9岁的时候每周6小时，12岁的时候每周8小时，14岁的时候每周16小时，这样一步一步增加练习时间，一直到20岁的时候，他们还在不断练习——他们的练习具有明确的目的和个人的思想，从而表演得更为出色——这样的练习每周超过30个小时。实际上，到20岁的时候，这些卓越的演奏者已经在他的生命中练习了10 000个小时。与这些卓越者相比，那些比较优秀的学生练习的时间是8 000个小时，而那些未来的音乐教师，他们的练习时间只有4 000个小时。
随后，埃里克森和他的同事又在钢琴业余演奏者和专业演奏家之间做了比较，得到的情形一模一样。钢琴业余演奏者在童年时期，每周练习的时间从来没有超出过3个小时，到20岁左右，他们练习的全部时间大约是2 000个小时；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专业演奏家，他们每年都会有计划地逐步增加自己每周的练习时间，在他们20岁左右，练习钢琴的全部时间达到了10 000个小时。
埃里克森和他同事的研究，让人们惊讶地发现，在卓越者中并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如果和其他人一样仅练习很少的时间，任何一位音乐工作者都不可能成为佼佼者。他们也发现很少有“劳而不获者”，一个比他人更勤勉工作的人，不会仅停留在一个较高的水准，而会寻求更大的突破。埃里克森和他同事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拥有进入顶级音乐学校的实力，那么，看他是否比其他人更勤勉，就能断定他是否能从学生中脱颖而出。那些最为卓越的人，不仅比他人勤勉，而且，他们非常非常地勤奋刻苦，这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
也就是说，一定程度的紧张练习对那些能够肩负重要使命的卓越者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他们需要一遍一遍研习专业技能。事实上，研究者们都认为，卓有成效的练习时间必须达到10 000个小时，这真是不可思议！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一个人的技能要达到世界水平，他的练习时间就必须超过10 000个小时——任何行业都不例外，”神经学专家丹尼尔·利瓦廷（Daniel Levitin）写道，“无论是作曲家、篮球运动员、作家、滑冰运动员、钢琴演奏家、棋手，还是作案屡屡得手的惯犯，对他们的练习时间进行统计的结果，一次次毫不例外地都得到10 000这同一个数字。10 000个小时相当于每天练习3个小时，或者一周练习20个小时，或者是10年的练习时间。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的练习时间远远超过其他人。然而，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练习，一个人的技能就达到世界水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案例。可以看出，长时间的练习能让人脑吸取各种技能信息，保证一个人成为专家。”
即使我们眼中的天才，他们的成功也是如此。莫扎特，例如，这位著名的音乐家6岁就开始作曲。但是，心理学家迈克尔·豪（Michael Howe）在他的著作《解读天才》（Genius Explained）里面却说道：
在成长为作曲家之前，早期莫扎特并不让人觉得超凡脱俗。他早期的作品都是在父亲的帮助下完成，在父亲的指导下取得进步。沃尔夫冈小时候的许多作品，例如钢琴和管弦第七协奏曲，几乎都是在其他作曲家帮助下完成的。当然这些协奏曲只是莫扎特音乐生涯的起点，直到21岁之前，莫扎特才创作了被世人公认为杰作（莫扎特第9、17号钢琴协奏曲）的作品：从这时开始，莫扎特开始了十来年的协奏曲作曲家生涯。
另一位音乐评论家哈诺德·勋博格甚至认为，莫扎特的音乐生涯实际上“发展迟缓”，在经过了20多年的作曲锻炼之后，才创作了他最伟大的作品。
象棋大师的成长也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只有国际象棋的传奇大师鲍比·菲舍尔例外，他只用了9年时间，就进入了顶尖棋手的行列）。10年意味着什么？它是10 000个小时的艰苦训练。对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人来说，10 000个小时是个魔幻般的数字。
捷克和加拿大这些国家的球队队员名单中显现出来的令人迷惑的现象，也可以用上面的观点来解释。在这些名单中，几乎没有人出生在9月1日之后，这看起来或许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也许会认为，在捷克曲棍球和足球运动员中，那些能力超凡的运动员凭借自己的努力，即便在下半年出生，即便他们出生较晚，他们依旧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入顶尖行列。
但是对埃里克森和其他反对把天赋放在首位的人来说，是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意外惊喜的。那些虽然满了8岁，但出生较晚的天才，之所以没能选进明星球队，是因为他们年龄偏小了。由于年龄偏小，他们失去了一些额外的练习时间。结果便是，在曲棍球职业联赛考察球员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冲击10 000小时的练习纪录——在他们的运动生涯中，由于练习时间低于10 000个小时，他们的技能便无法达到顶尖竞技水平的要求。即便是莫扎特——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天才——也不能跨过10 000小时这项练习纪录。练习不是让你一次就把事情做好，而是帮助你做得越来越好。
有意思的是，10 000个小时会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如果不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如果你不坚持，就不可能达到10 000个小时的训练标准。你需要有好的父母，他们能鼓励你支持你；你不能太贫穷，因为如果你为了达到目标，不得不分出一部分时间去做兼职，那么一天之中剩下的时间就会很少。事实上，大部分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人，他们都需要一些特别的安排——例如进入曲棍球联赛的全明星球队——或者是有某种特别的机遇，使得他们能达到10 000个小时的训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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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回到比尔·乔伊这里。那是1971年，他高高的身材，略显笨拙，年龄是16岁。他是数学天才，是麻省理工、加利福尼亚理工、沃特卢大学等高校青睐的那种学生。“当比尔还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强烈地想了解他不知道的任何事情的任何方面”，他的父亲威廉说，“我们尽自己所能地回答他。当我们也不知道时，我们就让他自己看书。”在参加美国大学本科标准入学考试（SAT）那一年，乔伊的数学测试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并不是很难”，他平淡地说，“时间很充裕，我检查了两遍。”
他多才多艺，但这不是唯一值得我们考虑的要素。事实上不用考虑。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完全被比利大道那幢毫不起眼的建筑迷住了。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台计算机差不多有一间房子那么大，那时候的乔伊还在学习编程。当时一台计算机的价值超过100万美元——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元——但在当时，计算机的功率和内存远不如你现在用的微处理器。那时的计算机非常少有，即使你知道哪里有电脑，你也很难有使用它的机会；一旦你有机会使用电脑，你几乎就得把全部时间用在电脑上面。
并且，编程本身就是一项枯燥乏味的工作。何况当时的计算机编程是通过在纸板上“打孔”的卡片来完成，每一条命令都是通过打孔机上的键盘在纸板上打下印记来识别。每一项复杂的程序都需要上百张——即便不是上千张——那样的卡片，累积起来的卡片堆得高高的。一旦输入一项程序，你就必须在堆积如山的卡片和计算机主机之间不停穿梭，把编好程序的卡片送到电脑操作员那里。由于电脑在一个时间点上只能处理一项命令，因此，电脑操作员会给你的程序编号，编程的结果何时出来需要看你前面有多少程序在运行，也许你几个小时都等不到编程的卡片回到你手里，甚至一整天都等不到。要是你的程序犯了一个细小的错误——即便只是印刷上的错误——那么你就必须带回自己的卡片，清除这个错误，整个程序又得重新开始。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成为编程专家并非易事。的确，想在20出头便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几乎不大可能。如果你在计算机房，每个小时只有几分钟的时间“编程”，那么，你又怎么能够拥有10 000小时的编程训练？“用纸板编程，”一位电脑专家回忆那个时代说，“并不能真正教会你怎样编程，只能教你如何校对，教你如何培养自己的耐心。”
直到20世纪60年代，编程的难题才得到解决。计算机的能力不断加强，这使得计算机能够同时处理多项指令。计算机专家认识到，如果重新编写计算机操作系统，改进后的计算机可以同时处理数百个任务。这意味着，程序设计者再也不需要把一摞摞的计算机卡片送到计算机操作员那里。你可以构建多个计算机终端，用一根电话线把所有的终端连在主机上，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编写程序——在线上，并且是同时编写。
让我们看看当时的历史文献是如何描绘分时系统的优势：
这不仅仅是一项革命，并且是新的起点。忘掉操作员，忘掉卡片，忘掉漫长的等待，在分时系统下，你可以坐在你的电传打字机前面，轻敲出程序命令，很快，结果就能传回到你这里。分时系统是交互式的：你很快就能得到程序的回应，让你继续输入命令；在你输入命令的时候，计算机就能处理前面的命令，告诉你处理的结果，从而真正做到“实时操作”。
这种情况下，密歇根大学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密歇根大学是全美最先使用分时系统的大学之一，分时系统在当时被称为MTS（密歇根分时系统）。1967年，出现了分时系统的最初版本并开始运作。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强大的计算机体系，计算机中心能够满足上百个人同时编程的需要。“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能像密歇根大学那样，”构建密歇根计算机系统的先锋人物麦克·亚历山大（Mike Alexander）说，“或许麻省理工能比得上，还有卡内基－梅隆大学、达特茅斯学院能与它不相上下，但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到其他地方了。”
这对1971年秋季进入安娜堡分校的比尔·乔伊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并不是冲着计算机来到密歇根大学的，此前他在中学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计算机，他只是对数学和工程学感兴趣。不过在他刚刚入学的时候，计算机编程就迅速占据了他全部的心思，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真是幸运的巧合，一个17岁的少年发现了一个能随心所欲编程的地方，当时，这样的地方世界上少得可怜。
“你知道计算机卡片编程和分时编程的区别在哪儿吗？”乔伊说，“这就好像是通过邮递方式下棋和即时下棋之间的区别。”编程不再令乔伊觉得沮丧，而是让他觉得趣味无穷。
“我住在北校区，而计算机中心也刚好就在北校区，”乔伊接着说道，“我在计算机中心度过了多少时间？哦，那真是太多太多了。计算机中心24小时开放，我整晚都待在那里，直到天亮才走回宿舍。那时候，我每周呆在计算机中心的时间，远远超过我待在教室里面的时间。和我一块来到计算机中心的人都经常在里面熬夜。我很少在教室露面，很多同学都不能确认我是否已经注册入学。”
“觉得比较难办的是每个学生购买的上机时间都是固定的，上机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在注册的时候，你要写清楚自己上机的时间有多长。计算机中心大约会给你1小时的时间，你必须抓紧这点时间，”回忆起往事，他不禁笑了起来，“但是很快有人发现，只要你输入‘time equals’然后再输入一行字母，例如t=k，这就不再成为烦人的问题。计算机中心的程序存在一个bug，你只要设置好t=k，就可以无限制地用电脑。”
让我们看看机遇是怎样眷顾比尔·乔伊的。正是因为他刚好进了密歇根大学这样一所颇有远见的高校，他才可以分享到分时系统的好处，而不是用打孔的卡片进行编程；正是因为MTS（密歇根分时系统）存在一个bug，他才可以随心所欲地用电脑编程；正是因为密歇根大学规定只要购买的上机时间足够，任何人都可以24小时呆在计算机中心使用电脑，他才可以整夜泡在那里；正是因为他能够花很多时间在电脑上，他才拥有顺利地重新编写Unix系统的机会。比尔·乔伊是聪明的，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在他成为专家之前，必须有人能够提供给他机会，让他知道怎样去成为一名专家。
“在密歇根，我一天常有8到9个小时都在编程，”他接着谈到，“到伯克利之后，我更是没日没夜地编程。我的宿舍有一个计算机终端，我可以编写程序，或者看看老电影，一般要待到凌晨2点或者3点。有时候，我就伏在键盘上睡了过去，”——说着，他做了一个在键盘上埋头睡觉的姿势——“你知道摁着键盘的结果，一埋头睡下去，计算机就开始‘嘟嘟嘟’地叫起来，直到响了三次，我才明白是该上床睡觉的时候了。即便我来到了伯克利，相对而言，我在计算机编程技术方面依旧不合格，到第二年才算比较精通。我在那里编写的程序，事隔30年后的今天，仍然还在使用。”他停了停，在他的头脑里做着数学运算——对乔伊这样的人来说——这样的运算并不需要太多时间：1971年进入密歇根，第二年开始狂热编程，加上一个夏天，然后就是在伯克利第一年的日日夜夜。“5年时间，”最后，他说，“我并不是在密歇根开始起步的，所以……所以……也许是10 000个小时？应该刚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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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成功的常规定律？如果你能深入剖析各项伟大的成就，你是否发现在密歇根计算机中心和曲棍球明星球队之间存在相同之处——是否他们都能够为专业训练提供某种机遇？
让我们通过两个例子来验证这个观点，为简约起见，我们挑选两个最明显的案例：世界上最有名的摇滚乐队——甲壳虫乐队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
1964年2月，由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和林戈·斯塔尔组成的甲壳虫乐队登陆美国，在美国音乐界掀起了一股“英国入侵”的旋风，不仅洗刷了音乐界一系列的纪录，也改变了流行音乐的风格。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甲壳虫乐队登陆美国之前，他们组建的时间到底有多久？列侬和麦卡特尼最早是在来到美国7年之前的1957年开始音乐表演的[值得一提的是，从他们组建乐队开始，到创作他们最优秀的艺术作品——《佩珀军士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和《白碟》（The White Album）两张专辑——期间的时间间隔是10年]。假如你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成长历程，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经历和曲棍球运动员、比尔·乔伊、世界顶尖小提琴演奏家都惊人地相似。1960年，当他们还仅是正在奋斗的高中生摇滚乐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邀请到德国的汉堡进行演出。
“当时在汉堡还没有摇滚音乐俱乐部，成人俱乐部倒是不少，”甲壳虫乐队传记《呼喊！》（Shout!）的作者菲力普·诺曼说道，“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一个叫布鲁诺的俱乐部业主，他原是一个露天马戏团的老板，他突发奇想，希望能让摇滚乐队到各个俱乐部去表演。他们把这想法变成了现实。那是一场一场从不间断的演出，俱乐部人来人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人流络绎不绝。为了吸引过往的人们，乐队的演出不能停下来。就像美国红灯区的脱衣舞表演一样，昼夜都不消停。”
“汉堡的很多乐队都来自利物浦，”诺曼接着说，“这是一种巧合。布鲁诺本打算到伦敦挑选乐队，但他在伦敦的苏活区遇到了一位利物浦商人。这位商人也只是偶然来到伦敦，他准备给布鲁诺安排一些乐队，布鲁诺和甲壳虫乐队的关系就这样开始建立起来。此后，甲壳虫不仅与布鲁诺建立了合作关系，还与其他俱乐部业主建立了合作关系。但由于汉堡的很多俱乐部都过多涉及酒精和性，他们不得不打道回府。”
对甲壳虫乐队来说，汉堡有什么独到之处？不是演出的回报丰厚（从来没有），不是音响效果极佳（这种情况少有），也不是听众音乐素养极高（一定程度上，那里的听众确也如此），而是乐队不得不无休止地演出。
在乐队解散之后，约翰·列侬接受采访时谈到在汉堡一家名为因德拉的成人俱乐部表演的情景：
我们表演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信心。我们不得不整夜长时间地表演。稍不满意，他们就会退场，我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全身心地投入演出，常常是超负荷运转。
在利物浦，我们每次演出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每次演出我们都拿出自己最拿手的曲目，每次都一样。但在汉堡，我们不得不演出八个小时，所以我们需要不断捣鼓出新的东西。
八个小时？
以下是甲壳虫乐队的鼓手彼得·贝斯特的描述：
我们表演的消息一发布，俱乐部就要开始接待听众，我们一个星期有七个夜晚需要表演。起初，我们不停表演到俱乐部的关门时间——晚上12点半，随着我们表演得越来越好，听众经常要呆到凌晨两点才回去。
一周七天？
1960年至1962年之间，甲壳虫乐队有过五次汉堡之旅。第一次，他们表演了106个夜晚，一个晚上表演的时间往往超过5个小时；第二次，他们表演了92场；第三次，他们表演了48场，演出的时间总共达到172个小时；最后两次的汉堡演出，是在1962年的11月和12月，一共表演了90个小时。全部加起来，他们在一年半内，就表演了270个夜晚。事实上，在首次取得重大突破的1964年之前，他们已经出演了1 200场左右。你知道这有多了不起吗？现在很多乐队在他们全部的演艺生涯中，一般也就表演1 200场。汉堡严酷的考验让甲壳虫乐队声名鹊起。
“在去那里之前，他们很少有表演的舞台；从那里回来之后，他们的表现变得非常好，”诺曼接着说道，“他们不仅仅锻炼了自己的毅力，他们还学会了一些必须学会的各种乐曲——不仅仅是摇滚乐，也包括爵士乐，乐曲的类别超过了你的想象。在去汉堡之前，他们没有经历任何专业训练，但是从汉堡回来之后，他们表演的水平丝毫不逊色于专业表演者。是汉堡成就了他们。”
来源：《异类》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